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2021年度中国好书入围图书，三星堆等四川代表性考古发掘遗址全面集结） 下载 kindle 电子版 pdf mobi pmlz 夸克云 caj

作者萧易跟随《中国国家地理》进行考古之旅，选择了四川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以及荒野田畴的遗址，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集结19篇文章，汇成《寻蜀记》。这之中，不仅有耳熟能详的三星堆、金沙遗址，也有诸多难得一见的现场见证（如蒲江船棺、江口沉银），还有大量文物出土和遗址留存（如汉阙、龙桥群）。从微观的角度，一一呈现并解读出汉代的石阙、唐代的石窟、宋代的古城、明代的陵墓、清代的建筑……这些文物串连起来，形成一部可以触摸、踏访的历史，从而以考古的角度呈现了四川的历史与沿革，展现四川丰富、深厚的人文历史。

先 秦

纵目之神   三星堆的青铜时代

金沙遗址   沉睡千年的古蜀王都

载魂之舟   追寻开明王朝的背影

西风残照   汉家陵阙

秦 汉

合江金棺   汉代生命与死亡的画卷

东汉丹青   中国南方早的壁画墓

盐源笮人   影子武士

安宁河畔   叩响大石墓中的邛人

南北朝

梵音缭绕   从成都步入“南朝四百八十寺”

唐五代

蓝本之谜   巴蜀大佛多

和陵风云   孟知祥和他的后蜀

宋 代

泸州宋墓   雕刻在石头上的南宋

西蜀梦华   中国宋代金银器窖藏

方山为城   四川盆地的南宋城堡

明 清

报恩古寺   皇宫、寺院与家庙

龙隐西南   中国的明清龙桥群

江口沉银   八大王的藏宝图

盐亭字库   书写在塔上的文字信仰

附  出土文物在哪里

跋  知易行难

    萧易，1983年生于江苏扬州，200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基地班，现担任《天府广记》杂志主编，《中国国家地理》《南方周末》等专栏撰稿人。曾出版《古蜀国旁白》《唤醒纵目神》《纵目神时代》《金沙》《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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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目之神  三星堆的青铜时代

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了众多精美的青铜器，纵目大面具，眼睛呈圆柱状往前伸出；青铜大立人通高260.8厘米，是世界同时期的青铜雕像……这些自成体系的青铜器，被古蜀人用于祭祀，追忆和崇拜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祖先、无所不能的神灵，向后人展示着他们天马行空的幻想、艺术乃至心灵。

眼睛是古蜀人给人的印象

1986年夏天的一个黄昏，四川广汉鸭子河上的打鱼人早早吆喝鱼鹰进了船舱，河畔鳞次栉比的砖厂冒出一团团黑烟，飘荡在天空中，久久难以消散，挖土机的轰鸣声令这里的夏天显得燥热无比。多年后，这个燥热的夏天仍留在了许多人的记忆之中。就在这天，砖厂的挖掘机意外发现了惊人的宝藏。这是两个埋藏着大量珍贵文物的祭祀坑，坑中出土了青铜大立人、纵目面具、青铜人头像等大量珍贵文物。一个失落已久的古老王国通过这些美轮美奂的文物向后人讲述着它的族人、战争、艺术乃至灭亡的不幸。

纵目大面具，高65厘米，宽138厘米，出土时倒立在祭祀坑里的，远远看上去像把椅子，挖出来原来是个巨型面具。它长刀眉，鹰钩鼻，扁平的嘴巴似乎带着盈盈笑意，特别是的眼睛，呈圆柱状往前伸出，甚至连眼肌都附在眼球上拉了出来，似在奋力张开眼睛。古蜀国的工匠们，将人与兽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这具既夸张又独具特色的作品。（图2-1、2）

中国古代有个成语，叫“蜀犬吠日”，说的是成都平原上的狗很少看见太阳，一当太阳露出脸时，它们就感到奇怪，感到是个怪物要去叫，要去咬。成都平原自古多雾，天基本上是阴沉沉的，生活在这里的蜀人想要看清远一点的东西，很不容易。一种观点认为，纵目面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制作出来的，面具的眼睛是柱形的，这无疑意味着它有超乎寻常的望远能力，可以看见很远的地方；两个尖尖的耳朵像鸟的两只翅膀一样，在古人眼中，天空中飞翔的鸟能够听到很远的声音，甚至是云霄之外神灵的指示。因此，纵目大面具又赢得了千里眼、顺风耳的称呼。

另一种观点认为，纵目大面具塑造的是蜀王蚕丛形象。《华阳国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做石棺石椁，国人从之，谓纵目人冢也。”所谓“纵目”，是否像神话中的二郎神一样，额头中间长出一只眼睛？祭祀坑发现后，学者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纵目”可能正如这些面具一样，眼睛是向外突出的。也许有人要问，蜀王蚕丛怎么会长得如同怪兽一般？殊不知，纵目大面具是对蜀王蚕丛的追忆，这样的形象，显然经过了古蜀人天马行空的幻想与艺术加工。

除了纵目大面具，三星堆还出土了许多与眼睛有关的文物。“眼形器”有菱形、钝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三种样式。菱形是完整的图案，钝角三角形器由两件上下拼合成菱形，直角三角形器则须由四件才能拼合成菱形。菱形的中间，恰好组成一个突出的圆，它们代表的是古蜀人“纵目”。

眼睛，是古蜀青铜器艺术表达的重要母题，有意思的是，甲骨文中的“蜀”字，写法虽有20多种，每一种写法上面，都有一个大大的“目”字。（图2-3）历史上的古蜀人并未留下自己的文字，为什么商朝的甲骨文中会以眼睛来代表蜀人呢？从青铜器中的眼睛崇拜来看，当时的古蜀人创造出大量眼睛突出的形象，供奉于宗庙或神殿中。同时代的商朝人，可能看到或听说了这些神像，便用象形的方式将它记录下来，这或许就是甲骨文中“蜀”的由来。

祭祀坑之后的考古发现

纵目大面具，硕大的体积说明它不是戴在人脸上的，联想到它两颊上下均有榫孔，推测是组装在大型柱状建筑物上，被高高供奉起来；眼形器的四角均有小孔，表明过去是组装在某些建筑物上的。种种迹象表明，三星堆古城曾有一座庞大的宗庙，容纳古蜀国珍贵的青铜器、玉器，也是巫师举行重大祭祀仪式的场所。（图2-4）

这个推断在2013年得到证实，新发现的三星堆青关山遗址，向后人展示着古蜀国恢宏的建筑与隐秘的祭祀。（图2-5）我来到青关山时，巨大的考古探方中，隐约可见一个长55米、宽15米的长方形建筑基址，根据残存的柱洞分析，这处建筑由6—8间房屋组成，沿中间廊道对称分布。墙基内外各有一排密集的土坑，总数近200个，可能是支撑屋面出檐的“檐柱”，底部由红烧土垒砌，夹杂大量卵石。

青关山北濒鸭子河，南临马牧河，是三星堆位置的风水宝地，站在这里，整个古城尽收眼底。考古勘探显示，青关山台地分布着大片红烧土与夯土，现存面积约16000平方米，年代被确定在商代，这也是中国继河南安阳洹北商城一号宫殿基址之后发现的第二大商代建筑基址。

地处河南安阳市的洹北商城是商代中期都邑，位于南北中轴线上的一号宫殿基址，东西长173米，南北宽约90米，呈“回”字形结构，由主殿、耳庑、廪台、南庑等部分构成，这一发现将中国四合院的历史追溯到商代。已发掘的四个封闭式台阶上有保存完好的木质踏步，每个台阶正对正室，其中两个正室祭奠坑用猪、狗、羊作祭品。同样，青关山下方也埋藏着多处破碎的玉璧、石璧、象牙，可能是奠基时埋下的。（图2-6）玉璧、象牙曾在祭祀坑中屡有发现，它们是古蜀国的祭祀重器，由此可以管窥青关山的尊贵地位。

由于发掘面积有限，青关山迄今只露出了冰山一角，从奠基使用的玉璧、象牙来看，青关山基址上曾有一座礼仪性建筑，可能是古蜀国的宗庙，它被誉为继两个祭祀坑之后的考古发现。

青铜人头像，他们是谁？

纵目的形象，成了三星堆青铜器的特征。青铜人头像也是纵目的，但与纵目大面具还是有很大区别——眼睛鼓出眼眶之外，中间有一道横向棱线，虽然神秘，却不像纵目面具那般夸张，可能代表酋长或祭司阶层。

青铜人头像戴着面具，作为古蜀国的头目，为了保持神秘，是不会轻易以真面目示人的，戴上面具，不但掩盖了自己的面容，也隔绝了与世俗的联系。我曾经在雅安芦山县看过当地的庆坛表演，这是芦山当地的古老傩戏，当那些年过六七旬的坛师戴上面具的一刹那，身体似乎被注入了活力，顿时手舞足蹈起来。（图2-7、8）

学者们普遍认为，人头像过去是有身躯的，只不过青铜珍贵，它们的身躯以木头或者泥巴代替，并在埋入祭祀坑前被毁坏。在三星堆，能享受全铜铸造殊荣的，只有那尊高260厘米的青铜大立人——出土时在祭祀坑中平躺着，身边环绕着纵目面具、人头像、玉器以及六七十根1米有余的象牙。

大立人的模样，与青铜人头像并无太大区别，粗眉、纵目、高鼻、阔口、大耳，只是他的身体也用青铜铸造而成，竭尽奢华之能事：头戴双层高冠，身穿三层华衣，外衣装饰四条飞龙，很像后世帝王的龙袍，双手硕大，夸张地握在胸前，过去可能握着玉璋或象牙等礼器，似乎正醉心于一场盛大的祭祀仪式之中。大立人在所有人像中居于崇高的地位，是古蜀国群巫之长。（图2-9）

有意思的是，在可以辨认的64件青铜人像中，发型只有两种：一种长长的辫子拖在脑门后面，称为“辫发”（图2-12）；另一种头发卷起来用笄（古时的发簪）系在脑后，叫作“笄发”（图2-13）。在古代，不同部族的发型一般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出现在三星堆祭祀坑中的“辫发”和“笄发”是两个风俗装扮差异很大的部族。

梳着“笄发”的青铜人像常故作神秘之态，他们的工作几乎全部跟宗教有关。身着华丽服饰、高高站立在祭祀台之上的青铜大立人，双手无限夸大举在胸前，正陶醉于恢宏的仪式之中；头戴鸟头冠、下穿鸟足裤的青铜立人，似乎正在云蒸霞蔚中飞翔……无一例外，他们都是“笄发”。

那些梳着“辫发”的青铜人像则似乎终日无所事事，若干年前的一场变故毁坏了他们脆弱的木制、土制身躯，面对着孤零零的人头，我们很难复原出他们曾经的生活。跟那些醉心祭祀的“笄发”们不同，“辫发”们可能是世俗的权力集团，也就是通常说的王权。

在古代，国家权力往往分为宗教与王权两个部分。青铜人像的两种发型透露出古蜀国内部的政权模式：“笄发”们代表的是神权阶层，控制着三星堆人的精神，充当着三星堆人与神灵之间沟通的媒介；“辫发”们则奴役着三星堆人的身体，把王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如此说来，三星堆古国的政权一分为二，一族占有神权，另一族则把王权收入囊中。

两个部族的真正身份，引起了学者的浓厚兴趣。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孙华认为，他们一支是成都平原上的土著部落，另一支则可能是来自二里头的夏代王族。我们甚至可以大胆想象远古的一幕变迁：3000多年前或更早，一支来自二里头的夏朝王族来到成都平原，当地土著部落对他们礼遇有加。王族神秘、虔诚的祭祀仪式引得土著心驰神往，他们留下来担当古蜀国的巫师。王族终取代土著巫师，并进一步攫取了三星堆的神权。成都平原上出现了神权与王权并驾齐驱的情况。

祭祀坑中，“辫发”的数量远远超过了“笄发”。不过，数量跟分享权力可能没有太大联系。青铜人像中有四个戴着黄金面罩，黄金暴露了两个部族之间的秘密协议。在古代，青铜珍贵，黄金更为稀有。四个青铜人像应该代表了古蜀国的权力。他们两个“辫发”，两个“笄发”，数量恰好相等，似乎刻意维持某种平衡。

口说无凭，他们似乎还签下了协议。在一件金杖上，刻有这样一幅图画：四根羽箭平行射入两个人头之中，箭头分别穿入两条鱼的头部，箭尾则是两只展翅的飞鸟。一个的说法是，两个人头代表着“笄发”和“辫发”两个部族，鱼和鸟是它们的图腾，羽箭则相当于誓言。这是“笄发”和“辫发”们刻下的契约，写下的是庄严和肃穆。

特立独行的青铜时代

除了青铜雕像，三星堆人还用青铜铸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动物世界。鸟形器是常见的，青铜神树枝头上有鸟，青铜尊上有鸟，许多鸟出土时便是形单影只的，谁也不知道它们原先栖息在哪里。震撼力的是青铜大鸟头，通高40.3厘米，大大的眼睛，长长的勾喙，可能寓意着继蚕丛之后的蜀王鱼凫，鱼凫的“凫”字，指的就是捕鱼的水鸟。（图2-14~16）

在三星堆遗址，龙也时有出现。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龙一直备受中国人信仰，有着不同图腾崇拜的古人，纷纷将自己部落的图腾嫁接到龙身上。崇拜猪的部落，说龙很粗壮；崇拜蛇的部落，说龙头上没有角；崇拜羊的部落，说龙是有胡子的。我们今天见到的龙，是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才后定型的。三星堆青铜龙柱形器，一条小龙趴在青铜器上，瞪着眼睛，张开嘴巴，露出锋利的牙齿，正伸着脑袋四处张望，后爪紧紧抱着青铜柱。它有一对大耳朵，耳内侧长着一对犄角，却留着山羊胡子。

青铜蛇多呈S形，仿佛正在游弋或昂首攻击，眼球呈圆形凸出来，腹部有一排鳞甲，头部和背上长有翅膀。《山海经》记载，鲜山有鸣蛇，样子长得像蛇，却有四只翅膀，声音像磐石。据说鸣蛇是不祥之物，见了就要大旱。三星堆人还用青铜铸造出虎、雄鸡、鹤等动物的造型，它们和三星堆人一起，奏响了生命的欢歌。

商朝精湛的青铜铸造技术，也影响着古蜀人。三星堆出土文物虽然颇为神秘，不少文物却能看到商人的背影，诸如青铜尊、罍等，应该是蜀地工匠模仿中原青铜器制作的。早在3000多年前，极富探索意识的古蜀人已经走出成都平原，积极与外界交流，从浩瀚的商文明中吸取了诸多精华，却又自成一体。这就使得三星堆在保留了它天马行空幻想的同时，又加入了殷商文明的大气与磅礴。

自大禹铸九鼎以来，鼎、尊、罍、彝、盘、豆、簋等青铜容器便成为中国青铜文明的主流，三星堆却自成体系，这些青铜器被他们用于祭祀，追忆他们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祖先、无所不能的神灵和死去的亲人。

一棵棵神树，一个个铜人，一只只飞翔的鸟儿，一双双神秘莫测的眼睛。三星堆900余件青铜器成功地搭建起了古蜀青铜文明的高度，绘声绘色地把一个失落已久的古老帝国重新拉到我们身边。也许，当风拂过古国的时候，整个王国的人们都可以聆听到那些由金属的摇曳和碰撞演奏出的音乐，那一声声清脆的声响证明了一个伟大的青铜时代在成都平原达到，它自成体系的题材，吟唱着古老却特立独行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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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安绥。政在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兴是切，军国是资。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为人父母，罔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

弥勒在中国主要有三种形象。南北朝时期的弥勒，大多为交脚菩萨形象，其代表作便是敦煌莫高窟275窟交脚弥勒，头部方中带圆，鼻梁高隆，眼球外凸，体态健硕，具有西域少数民族特点，塑造的是弥勒尚未成佛的菩萨形象。大约从北魏开始，中国出现了着佛装、善跏趺坐的弥勒佛，此形象一直持续至晚唐五代。国人熟悉的那个咧嘴长笑、身荷布袋、袒胸露腹、盘腿而坐的胖和尚形象的弥勒佛，其实是五代以后才出现的，学术界普遍认为他的原型是五代高僧契此，契此常常拿着布袋乞食，口诵偈语：“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

荣县大佛双耳垂肩，右手抚膝，足踏莲台，与乐山大佛如出一辙。虽然有着这般相似，对其身份与年代的争论却始终莫衷一是。民国《荣县志》记载：“开元中，僧海通于渎水、沫水、蒙水三江之会，凿山为弥勒大像，高逾三百六十尺，建七层阁。荣特无江耳，所凿乃释迦牟尼佛，非弥勒也！”言下之意，乐山大佛开凿于三江交汇之处，是弥勒佛；荣县无江，就是释迦牟尼佛了。按照县志的说法，荣县大佛便是中国最大的释迦牟尼佛。

这位编纂县志的老先生显然有点糊涂了，判断佛像的类别，依据不是临江与否，而是佛的手印、坐姿等，荣县大佛善跏趺坐，这是巴蜀弥勒佛最常见的坐姿（敦煌、云冈石窟中许多弥勒为交脚形象，即通常说的交脚弥勒，塑造的是弥勒未成佛前的菩萨形象）。

长江中游的水稻种植技术传入成都平原，这时期的古人开始平整土地，修建灌溉设施，种植水稻，逐渐向平原腹地移动。水稻的种植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人口不断增长，聚落不断增多——习作方式的改变最终带来了文化面貌的变化。

纵目大面具，硕大的体积说明它不是戴在人脸上的，联想到它两颊上下均有榫孔，推测是组装在大型柱状建筑物上，被高高供奉起来；眼形器的四角均有小孔，表明过去是组装在某些建筑物上的。种种迹象表明，三星堆古城曾有一座庞大的宗庙，容纳古蜀国珍贵的青铜器、玉器，也是巫师举行重大祭祀仪式的场所。（图2-4）

就在2016年8月，鹤山镇蒲砚村又发现5具船棺，船棺已破损不堪，但仍出土了铜钺、铜斤以及蜻蜓眼、琉璃装饰品。大约公元前10世纪，蜻蜓眼出现在地中海沿岸，这种工艺品在琉璃上壤同心圆，如同蜻蜓的复眼，因而得名。春秋战国时期，蜻蜓眼由商贾带入中国，深受王公贵族喜爱。曾侯乙就是蜻蜓眼的狂热爱好者，他死后带人173只蜻蜓眼随葬，这些蜻蜓眼被认为是古埃及或地中海地区的舶来品。

编辑推荐

    ★《中国国家地理》《南方周末》知名专栏撰稿人萧易zui xin作品——但凡考古上有新的发现，萧易总会去现场一探究竟，而《中国国家地理》和《华夏地理》上但凡有和巴蜀地区的石窟、考古相关的文章，几乎都是他写的。《中国国家地理》编辑刘乾坤曾介绍到，自2009年萧易为杂志撰写安岳石窟起，今天的他已经是《中国国家地理》发稿量第—的作家了。此次出版的《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是萧易继《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之后的又一部作品。

    ★ 历时10年19次亲自踏访，足迹遍布巴蜀的考古寻访发现之旅——10余年的考古寻访，19次与《中国国家地理》同行的发现之旅，4000余年的文明追溯，汇集成了一部在脚下遗迹与千年文明间切换的蜀地史。书中的考古发掘大多是萧易参与的，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巴蜀，那些荒野中的遗址，也是他一步步踏访、整理的。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作者将四千余年的四川历史作了有序梳理，通过生动的考古发掘，具体而微地讲述历朝历代的故事。那些原本不见于史料记载的人物，也在他笔下变得鲜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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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四川学者萧易独辟蹊径，将目光投向蜀地古代遗迹，他访古城，探古墓，寻遗迹。《寻蜀记》是他与《中国国家地理》十余年合作考察的结晶之一。他用行走丈量土地，用所见阐述历史；《寻蜀记》是他与家乡历史的对话，他用这本书帮我们寻找一个已经渐行渐远的蜀地那些人和事……

——《中国国家地理》主编 单之蔷

萧易固然是斯文的，具有江南读书人的潇洒派头，文史兼修的深厚素养，严谨练达的造句能力，不过，比起这些禀赋和技能，穿透古今的想象力，以及动手动脚的行动力，更值得尊重和学习。

——纪录片 《极地》《炮火下的国宝》《古书复活记》总导演 杜兴

青年学者萧易新作《寻蜀记》，巧妙精选了19处四川著名考古和文化遗址，通过发掘材料的爬梳、比对文献史料，并亲临现场探访，钩沉出了四川从新石器时代、古蜀方国延绵到明清的隐藏的精彩瞬间，由微见著，将四川历史序列清晰地勾画出来。其深厚的文史功底、娓娓道来的灵动笔法，配以遗址发掘现场和出土文物的珍贵图片，将枯燥坚硬的考古材料润化开来，带给读者的不仅是文史干货条陈缕析的悠长滋味，更有古代生活场景栩栩如生的再现。

——四川大学博物馆科创中心主任、文艺与传媒博士、文物学与艺术史博士后、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张苹

前言

微观的四川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遣大夫张仪、司马错率兵伐蜀，蜀王败绩，后为秦军所杀，古蜀国就此覆灭。亡国阴霾下，古蜀国王公贵族何去何从？

大约汉代的一天，大鸿胪荆文君在府上遭遇飞来横祸，在宫中出任黄门侍郎的儿子荆中，因事得罪皇亲国戚，罪该当诛。皇帝念在荆文君昔日平定羌人有功，且年事已高，这才赦免了荆氏的死罪，令其举家流放至蜀地。

中大通五年（533）正月十五日，上官法光之妹令玉尼去世，崇信佛教的上官法光找来工匠，为亡妹开凿了一龛释迦像，希望她能往生净土，也将一家老小的形象留在了佛龛背面。

宋端平年间（1234—1236）的一天，成都府彭州城，夜深了，董宅的灯还亮着，董家上下面色凝重，听说蒙古人从大散关打来，恐怕不久便打到彭州，倘若蒙古人进城，不但家中的金银器难保，连性命都难以保全。董家人商量再三，决定将金银器挖坑埋藏，暂避风头，尔后踏上了流亡之路。

明正统三年（1438），宣抚司佥事、昭信校尉王玺，领着龙州城的番人远赴京师，例行朝拜、进贡，并向明英宗递上了意图创建报恩寺的奏折。两年后，王玺在龙州城中修建报恩寺，将朝廷的恩泽如同雨水一样洒在王国的边陲。

清道光二十年（1840），梓州盐亭县乡绅倡议重修莲池寺前字库塔，乡绅的倡议得到耆英、文生的响应，耆英蒲思儒捐钱四百文，文生王德炳、王德洋共捐钱四百文。

战国年间的开明王族，汉代的荆氏家族，南北朝的上官法光，宋代的董氏家族，明代的土司王玺，清代的耆英、文生……他们的故事，或隐藏在地下的墓葬、窖藏，或铭刻在地上的石窟、碑刻，不见于史料记载，也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倘若不是因为这些遗址，我们或许很难知道其名字，以及伴随他们的流亡、离愁、死亡、恐惧、信仰。

在荆文君、上官法光、董氏所处的时代，他们的生活，或许与身边的蜀人别无二致；而今日，他们的故事，却成为后人解构历史的标本。拿董家来说，1993年，董宅的珍藏在一次施工中被发现，这便是著名的彭州西大街金银器窖藏。窖藏共出土了350余件金银器，包括金菊花盏、金瓜盏、凤鸟纹银注子、银梅瓶、金钗、金簪诸多类别。八百多年前宋人精致奢华的生活，重现于世，验证了《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中关于宋人喜好金银器的记载。南宋末年，蒙古入侵巴蜀，四川州县大多被攻破，无数蜀人踏上流亡之路，董家的遭遇，恐怕也是千万悲剧之一。

这些名不见经传的蜀人，给了我全新的角度。我们熟悉的历史，往往是通史的书写方式，比如汉朝，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220年，延续四百余年，它的历史，却被缩略在《汉书》与《后汉书》中，就连位列大鸿胪的荆文君，都未能留下只言片语。史学家分配给蜀地的章节，就更为有限了，直到今天，我们对汉代蜀地的了解，也只是停留在“列备五都”“锦官城”“文翁兴学”“文君当垆”几个关键词上。

可以想象，大汉王朝的每一个郡，每一个县，每一个乡村；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刻，都有无数故事发生，只是未进入史学家的视野，自然也就鲜为人知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为数众多的考古发掘，让我们得以有机会管窥这个庞大帝国的细节。就汉代而言，四川就接连发现了绵阳双包山汉墓、成都老官山汉墓、德阳塔梁子壁画墓、安宁河流域大石墓等，而在山野林间，汉代崖墓更是密如蜂巢，其数目何止万计。

1993年，绵阳市涪城区磨家镇双包山发现一处大型西汉木椁墓群，墓中出土了包括经脉漆人在内的大量漆器，墓主身份极为高贵，当在列侯之上；2012年的成都老官山汉墓，不仅出土了蜀锦织机模型，还有诸多医简，其中部分医简上多次出现“敝昔”名称，古时“敝昔”通“扁鹊”，医简可能属于失传已久的扁鹊学派；塔梁子壁画墓的主人，则是昔日获罪西迁的荆氏家族，荆文君子孙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生活，也把中原地区流行的壁画带到了蜀地。

大汉王朝的边陲，北方丝绸之路沿途分布着楼兰、龟兹、乌孙、焉耆等诸多古国，而在西南，昆明、邛人、笮人、滇人、夜郎等部族，则分别把持着广袤的土地。此前，我们对于这些部族的了解，来自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史记》中的“西南夷”陆续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那些消失的部族，向后人展示着自己的战争、外交，乃至对死亡的态度。安宁河流域矗立着两百余座大石墓，由重达数吨、数十吨的巨石垒砌而成，墓中尸骨累累，史前的邛人部落对死亡极为敏感；笮人则是些狠角色，老龙头墓地出土了大量青铜兵器，有意思的是，滇人的编钟、铜鼓，昆明人的双环首剑、臂甲，蜀人的三角援戈、巴蜀图语带钩都在墓地出现，史前的笮人还是些做生意的好手。

这些汉代的遗迹、墓葬，让我们得以接触汉代蜀人的鲜活生活，倘若串联各个时期的遗址，也就翻开了一部史书外的历史：先秦时代的宝墩古城、三星堆青关山遗址、金沙遗址、蒲江战国船棺葬，南北朝的万佛寺遗址，唐代乐山大佛与它的“兄弟们”，宋代的泸县宋墓、彭州金银器窖藏，明代王玺家族的报恩寺、张献忠江口沉银，清代盐亭的字库塔……

在《寻蜀记》中，我选择了一些四川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以及荒野田畴的遗址，试图从微观的剖面，解读蜀地历史——它的主角，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它的故事，来源于某些被史书遗忘的片段。

书籍介绍

▶《中国国家地理》《南方周末》知名专栏撰稿人萧易最新作品——但凡考古上有新的发现，萧易总会去现场一探究竟，而《中国国家地理》和《华夏地理》上但凡有和巴蜀地区的石窟、考古相关的文章，几乎都是他写的。《中国国家地理》编辑刘乾坤曾介绍到，自2009年萧易为杂志撰写安岳石窟起， 今天的他已经是《中国国家地理》发稿量第一的作家了。此次出版的《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是萧易继《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之后的又一部作品。

▶ 历时10年19次亲自踏访，足迹遍布巴蜀的考古寻访发现之旅——10余年的考古寻访，19次与《中国国家地理》同行的发现之旅，4000余年的文明追溯，汇集成了一部在脚下遗迹与千年文明间切换的蜀地史。书中的考古发掘大多是萧易参与的，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巴蜀，那些荒野中的遗址，也是他一步步踏访、整理的。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作者将四千余年的四川历史作了有序梳理，通过生动的考古发掘，具体而微地讲述历朝历代的故事。那些原本不见于史料记载的人物，也在他笔下变得鲜活起来……

▶ 以考古的角度进入历史，集结了四川最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遗址——萧易选择了四川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以及荒野田畴的遗址，以时间为断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这之中不仅有耳熟能详的三星堆、金沙遗址，也有诸多难得一见的现场见证（如蒲江船棺、江口沉银），还有大量文物出土和遗址留存（如汉阙、龙桥群），而这些文物串连起来，恰恰形成了一部可以触摸、踏访的历史，从而以考古的角度为我们呈现了四川的历史与沿革，展现了四川丰富、深厚的人文历史。

▶ 极具人文关怀的民间立场记述，将目光投向那些被史书遗忘的片断——我们熟悉的历史，往往是通史的书写方式，但还有无数故事的发生，由于未进入史学家的视野，自然也就鲜为人知了。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得以管窥更多历史的细枝末节，串联各个时期的考古遗址，就翻开了一部史书外的历史。萧易在书中将自己“投射”到历史里去，让历史想象建立在考古实物与文献史料比对之上，并试图从微观的剖面解读蜀地历史——它的主角，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它的故事，来源于某些被史书遗忘的片段。

▶ 收录300余幅高清配图，内附“出土文物在哪里”古迹导览示意——书中收录高清配图300余幅，均为《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团队拍摄，同时配文物线描图若干幅，生动展现中国文物之美。该书采用了流畅舒适的设计风格，选择了墨绿色皮面材质打造封面，书中还设计了两幅“古墓内景”大拉页，书后还附上了一份“出土文物在哪里”的导览示意，将书中提及的出土文物现在所藏的博物馆信息进行了详细的罗列，大家可以一起寻古迹、看考古、赏文物、知巴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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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作者萧易跟随《中国国家地理》进行考古之旅，选择了四川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以及荒野田畴的遗址，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集结19篇文章，汇成《寻蜀记》。这之中，不仅有耳熟能详的三星堆、金沙遗址，也有诸多难得一见的现场见证（如蒲江船棺、江口沉银），还有大量文物出土和遗址留存（如汉阙、龙桥群）。从微观的角度，一一呈现并解读出汉代的石阙、唐代的石窟、宋代的古城、明代的陵墓、清代的建筑……这些文物串连起来，形成一部可以触摸、踏访的历史，从而以考古的角度呈现了四川的历史与沿革，展现四川丰富、深厚的人文历史。